河源分离小三公司-【隐秘工作】：国内私人侦探，如同走在钢丝上？

他们伪装身份，行动隐蔽，总能用各种手段获取普通人无法得到的消息，看见普通人无法目睹的真相，这些人，就是那些一直隐藏在未知之中的私家调查员。

“中国第一私人侦探”孟广刚。摄于2004年3月。

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名为“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的机构里的两位私家侦探，由于应客户要求从事婚外情监视拍照工作，又查询了他人银行记录、不动产等私密资料，因此被带到海淀区法庭接受审判。这是中国司法部门首次运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资料罪”这一新罪名来惩处私家侦探的违法行为。这一事件，让很多人感到十分惊讶——从事侦探行业的，难道一直都在法律边缘游走？

扎进人堆就找不着

经一位律师熟人介绍，赵晓（化名）最终同意接受记者采访，但提出条件，他不想谈论的事情全部避开，记者也不得追询，见面地点商定在北京某座商务大楼的咖啡厅里

初次相见，记者不禁一愣：对方满脸胡茬，头发乱糟糟的，身上套着看不清原色的破旧上衣，裤子洗得泛白私人侦探所，脚上的运动鞋也脏污不堪。这位中年男子，莫非就是友人提及的那位经验丰富的私家探员？赵晓察觉到记者的疑虑，便嬉皮笑脸地说明："方才还在处理案件，没顾上更换衣物就匆匆赶来。你稍作等候，不过十分钟。"他朝远处那栋办公大楼示意了一下河源分离小三公司，表明自己的公司位于那里。他委婉谢绝了记者同行的提议，随即转身离去。片刻后，一名穿着校服的年轻人从门外进来，在记者对面坐下。这就是赵晓的另一个形象。他剃掉了络腮胡，换上了T恤和整洁的裤子，背着斜挎包，又戴上了一副黑框眼镜，整个人显得不再那么风尘仆仆。

记者的目光让赵晓感到不自在——通常是他去打量他人。若非前后样子差别显著，他实在没什么出彩地方，身形普通、长相一般，混在人群里就看不见，这恰恰是做私家侦探的必备条件。太丑或太俊都不行，不能有鲜明特征，他指着记者说，你就不合适，太瘦了，别人容易记住私人侦探所，跟踪时吃亏。

赵晓从事私人侦探这行当，资历并不算深。2004年，他当过侦查兵，后来通过熟人介绍，到一家调查机构工作。很多调查机构不采用公开招募的方式，更倾向于朋友推荐。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了解对方的底细，同时也能避免被他人侦查和策反。

赵晓向记者表示，私人侦探实际上是一个“外来职业”。郑刚，一位曾任某反贪局检察官的知名私人侦探，也指出，19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西方部分国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涉及个人财产及人身安全的案件持续增多，但警方往往缺乏足够的人力快速应对这些情况。从事个体安保与侦查业务的非官方职业人士——私家探员，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出现的。

郑刚表示，公认的最早私人侦探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人弗兰西斯尤根维多克。他擅长伪装：有时扮作商人去探查盗贼团伙，有时扮成行动迟缓的老者，骗取罪犯妻子的好感与信赖……1834年，维多克建立了全球首个具备私人侦探功能的咨询机构。他率先探索了预防犯罪的新方法，其学术成就后来被美国联邦调查机构广泛采纳，英国推理小说家柯南道尔、法国文学家雨果等，都曾根据他的事迹塑造了小说里的私家侦探角色。

中国私人侦探行业兴起于1992年。当年11月11日，上海《新民晚报》社会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大侦探办起民间侦探所》的新闻报道。该报道介绍了上海知名刑侦专家端木宏峪退休后创办了全国首个私人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然而，这家事务所仅仅运营了不到一年就草草停业了。现在，若论及“中国首屈一指的私家侦探”，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孟广刚这个人。1993年春季，他离开了沈阳市某个公安分局的局长岗位，创办了“克顿调查事务所”这个私家侦探机构，并且这家机构一直运营到现在。

赵晓讲，起初，从事私家侦探职业的，大都是像端木、孟广刚那样的前警官、退役军人或者法律从业者，接着，这个行业的可观收益吸引了大批人，其中不乏毫无专业背景的人，结果，从业者就变得越来越鱼龙混杂了。

婚外情调查收费从几千到上万

依照法规约束，国内始终未形成正规侦探机构。当前市面上所谓的“侦探公司”，实际多为商业调查机构或信息咨询服务商。关于具体事务，赵晓指出：寻找失踪者、查证婚外关系、跟踪情妇等操作门槛较低的案例，在私人侦探领域贡献了可观收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私人侦探被称作“情妇的终结者”。

陈松住在颐和园旁边，他经营着一家小型的调查机构。公司里总共只有三四个同事，工作场所就布置在他家里。他们公司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替妻子打探丈夫是否出轨。在开始每个案件之前，陈松都会让委托人提供身份证、结婚证等证明材料，他反复查验委托人的身份，以确保他们没有别的心思。他接着向委托人说明费用明细：监测服务每日收取500元，音视频录制按小时计费，600至1000元不等，而现场取证则需额外支付1000元费用。行业内部尚未形成统一定价规范，即便针对同一类型任务，费用也会产生显著差异。部分项目按自然日计算成本，另一些则根据调查进展阶段设定价格，还有机构会提供整体打包方案。即便调查复杂程度相似，若调查对象有所区别，最终定价也可能随之调整。一项婚姻案件进行侦查，依据案件复杂程度，费用在四五千元到上万元之间有所区别。

早先时候，有位任职于外资公司的女性职员，根据网帖公布的联络方式，联络了陈松，委托他查明其配偶是否存在婚外情。陈松连续几天进行监视，仅用长焦镜头拍摄到当事人与其伴侣一同用餐的画面，但并未获取其他更有力的证明材料。因为那对男女在公共场所并未有任何亲密举动，单凭两人私下用餐，实在难以构成指控依据。

陈松经过几天的观察，终于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某天下午，委托人的丈夫尚未结束工作，便驾车离开公司，随后搭载一名女性进入了一个豪华住宅区。由于小区安保措施严密，陈松无法进入内部，于是他坐在车里进行推理：考虑到该小区的档次，委托人的丈夫很可能在这里拥有房产。根据委托人的描述，丈夫出轨的时间并不长，如此巨额的财产变动，作为妻子她应当有所察觉。他联系上委托人后，一报出小区名称，对方就说明，这是她丈夫以前买的房子，最近一直没人住，她自己有门钥匙。之后几天，陈松注意到委托人的丈夫会时常领着那个女人到小区碰面，待上好几个小时才一同走开。为了获取更确凿的材料，他建议委托人带他进去，安放一个微型摄影机。“那房子是她本人的，进行这个操作务必得到她的许可和支持。”

所有事项均已安排妥当，委托人向其配偶透露将外出行程一周，为期七天。次日，该配偶便陪同一名女性留宿。两人抵达楼层后，陈松与委托人驻留在楼下车辆中，借助远程操控装置启用了监控录像设备。一旦影像资料中出现关键性内容，陈松便离开车外暂避。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委托人通知他，相关探查工作已可终止。猜测已经收录了其期望的信息，离婚分配财产期间，这能够作为对她有利的凭据。

商业调查，酬劳高危险大

商务委托案件跟家庭婚姻案件不一样河源调查，委托方通常是企业机构，调查目标也不是毫无戒备的普通人。这类案件报酬丰厚，但挑战性和风险性也很大，只有实力雄厚或经验丰富的调查公司才能承接。

郑刚向记者表明，如果客户主动举报并给出信息，调查机构只需要核实，这种情况下很难获得丰厚的收益，但一旦调查公司自己发掘到线索，企业方面会给予高额的奖励。

消息人士透露，为了获取确切信息，私家侦探非常看重信息互通，多数调查活动常通过人脉展开。掌握通讯资源者，可轻易查询通话明细；精通酒店运营者，能直接在房间安装监控设备；拥有医院内部关系者，甚至能查明他人流产次数。

执行商业探查任务时，私家侦探常会运用特殊方法，例如伪装成相关业务人员实施“诱捕”。郑刚透露，调查机构的接电职员都具备专业培训，任何来电者询问，她们都会提供周密无懈的答复：“本公司确实有位职员负责您所咨询的业务，不过他当前不在岗，若需联系请拨打他的私人电话。”

进入某个场所潜伏起来，难度相当大，出发前必须彻底检查自身，所有可能引起他人注意的卡片、证明文件都要清除，微型摄影机等记录工具则要妥善保管。有时，调查人员需要混入工厂充当普通职员，在从事劳动的同时搜集信息，且不能被任何人察觉到。这是郑刚透露的情况。

赵晓曾经被人察觉过，他的右臂外侧，从肘部到掌心位置，原本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并且动过手术。“那是2005年，我们单位接到一项任务，前往某个乡镇追查假冒商品的出处。”由于他以前是侦察兵，赵晓承担了这项工作，带领刚入职的小张到集市进行初步排查。到达集市后，赵晓先购买了一些物品，同时与摊主和送货人员进行了交流。为了探明详情，他派小张去打探市场的动态。小张走访了多家商铺，店员们都说他们是从别处进货。商贩们很快察觉到这个不买东西却到处询问的年轻人，纷纷围上来查问起来。赵晓见状，连忙上前打圆场，编了个理由带着小张就往市场外面走，同时打电话向单位报告情况。可刚离开不远，就被起了疑心的商贩们追了上来。摊贩们掏出利刃，赵晓只能一边抵挡一边拽着小张奔逃，险些遇险。“有个家伙挥舞着一把刀冲过来，我急忙向旁边闪躲，本能地用右手格挡，刀锋擦过胳膊，鲜血立刻流了出来……”最终，还是单位同事联络了警察，迅速赶赴现场，才将事态控制住，不过那些制假售假的商贩已经趁乱溜走了。

争议始终存在

自1992年至今，私人探员行业在中国已持续近二十年，然而他们至今仍难以摆脱非法从业者的标签。1993年9月7日，公安部门曾发布一项禁令，严禁成立具备私人侦探机构性质的民间组织，理由是这些组织的经营范畴、权利与责任等均缺乏法律支撑。

实际情况并非完全没有空间——公安机关的文件当时也传给了商业管理机构，不过商业管理机构对此并没有下达明确的禁令，近年来，在中国司法证据制度发生变革后，民间搜集证据的行为变得愈发常见，私人调查这一特殊领域就在模糊的界限上，逐步变得规模更大。

我国私人侦探行业的整体情况，至今尚无官方的确切统计数字。不过，据我掌握的信息，国内各类性质、不同规模的民间调查机构大约有2500至3000家，专职从事调查工作的人员超过20万人，若再加上非正式的协助人员，整个行业的从业者总数接近30万人。郑刚这样说明。记者接着在网络上输入“私人侦探”这四个字进行检索，立刻就看到了六百一十万多条相关内容，排在最前面的一百页里，几乎都是侦探公司的宣传信息。根据记者的调查，现在已经有几十家国外的侦探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活动。

但身份上的欠缺，一直限制着私人探员行业的进步，甚至危及他们的生命安全。2003年12月13日河源私家侦探事务所，一位名叫黄立荣的私人探员就在一次侦查过程中遭到袭击身亡。赵晓还向记者提及一个事例，一位名叫阿虎的同行前往南方某处制假集散地调查案件，刚进入村庄不久就被村民察觉，被当作窃贼遭到围攻殴打，阿虎又无法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腿部最终被打断，还被强行送到了当地公安机关，为了不暴露其他正在执行任务的同事信息，阿虎在公安机关也没有解释情况，直到同事们联合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捣毁了制假窝点，他的上级才到公安机关领回了他。

调查案件时，既要确保自身安全，又不能触碰法律界限，这对私家侦探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以之前提到的陈松为例，他在执行任务中始终非常小心：他会陪同委托人进入住所来安装监听装置；当监控画面即将捕捉到关键信息时，他会立刻离开现场。陈松表示：“我没有权力对他人住宅进行监听和录像，但委托人监控自己的家是允许的。”因此，拍下的影像资料我不需要观看，由她自己查看即可。”陈松表示，过去某个调查机构在执行任务时，曾与委托人一同强行进入当事人情妇住处，当场查获了相关证据，不过参与行动的几位私家侦探随后遭到逮捕，并以非法侵入、侵犯隐私等罪名被提起诉讼。

法律界对于私人侦探行业，看法一直不太一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提出，需要为私人侦探确立清晰的法律地位。当前诉讼程序中，一般是提出主张的一方负责提供证据。普通人自行收集证据相当不容易，所以，私人侦探通过商业途径参与社会治理，能够充当政府社会管理工作的辅助力量。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曲新久提出，私人侦探行业虽然实际存在并不断进步，但既没有必要也难以通过立法来确立其合法性，主要原因是，社会上对此类群体存在争议，症结在于他们调查过程中常常采用窃听、偷录等违规方法，所以，核心议题在于怎样约束和引导他们的活动。

郑刚向记者透露，不少西方国家的高等学府提供私人侦探相关的学科教育，或者设有专门的教学机构。例如，美国享有声誉的尼克海瑞斯侦探研究学院创建于1907年，其时间早于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岁。目前，美国以及全球多个国家的警务单位、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中，有许多人是该校的毕业生。这种类型的专业训练，促使西方侦探行业形成了严谨的准则和法规体系。但中国却从未有相关的标准培训和行业规则。

何家弘认为，要让私人侦探从秘密运作转为公开执业，才能有效引导其发展、规范其活动，他们才能以健康、有序的方式服务于社会。